仁商仁匠 | 欧杰：汉王的“大家长”

欧杰：贵州汉王酒业董事长

严厉的家长

每天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欧杰就已经起床了。驾驶员会准时在六点钟来接他，然后六点半到酒厂，几十年如一日。

除去工作日，欧杰周末也会到厂里加班。繁忙的日常，超强的工作量，他感觉有点吃不消。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欧杰推了很多应酬，并在晚上八点半准时入睡。一到晚上八点，他电话就很难打通，“我要休息，不然身体受不住。”

身边的人说他“工作狂”，欧杰也这样认为。或许是自己太过用功的缘故，他总是觉得两个儿子还不够勤奋，“我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因为我是树立了榜样的。”

大儿子已经成家，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去得比欧杰略迟，但八点半是必需到酒厂的。小儿子和他住一起，“我五点半就叫他起床，就跟我准时坐一个车上班。”

酿酒的温度高，若是酷暑天气，酒甑上了蒸气之后，周边温度高达四十度左右。酿酒工人大多习惯在凌晨四五点工作。欧杰父子到厂里的时间，也是烤酒季出酒的时间。

工人们烤完酒就下班走了，欧杰不能走。厂里所有的勾调、生产监督、包装，他都要亲自负责。一切亲力亲为，欧杰对酒厂一应事务，都了如指掌。“烧锅炉一天要用多少气，跟煤碳相比能节约多少，我都晓得。没有任何环节可以骗得了我。”

家长制应该是民营企业的一种普遍现象，欧杰正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长”。这种制度的一个好处是，当市场或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能以最快的时间做出应对，效率极高，但一个弊端是，当一切集中于一人，就极为考验这个人的经验、能力。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而且，会很累。

每天都忙碌于酒厂的事务，欧杰很累，也早已感受到了压力，“我担子太重了，几百号人跟着我，但没有人能帮我。”

做酒不能急

欧杰是个急性子，急起来谁的面子都不给。“我经常跟人吵架，”欧杰说，“（大儿子）超过八点半（没到酒厂）我就要骂人，他不愿跟我在一起是怕我。驾驶员也怕我。”

或许有压力大的缘故，但这也是一代创业者的风格——为人处世强势霸道，做事又雷厉风行，极有决断力。他们很强大，但严厉的性格总让身边的人望而生畏。

欧杰似乎并没有感到不妥，又说：“我是说一不二。”

他却说做酒不能着急，“我是急性子，但在酒上急不得，做事业我一定得沉下心。我的想法也和很多人不一样，有的是想做大做全，我是把人、事、酒做好。”

欧杰说不着急是父辈给他留下一个丰厚的家底。那是1983年，欧杰的父亲和两个朋友凑了一万元，又贷了七千，就那样建起了酒厂。酒厂最早不叫汉王，是叫茅馨酒厂。过了几年，仁怀不允许民营酒厂带“茅”字，他们就改名叫做怀康酒厂。

怀康酒厂规模不大，只有二十几口窖池，且是小窖池，一口窖池大约能产出五六吨的酒，一年产能只有百吨余。

欧杰的父辈挣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但在过了两年好日子之后，贵州白酒进入野蛮发展期，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发酒疯”。

后来，仁怀积压下大量白酒，很多酒厂也倒闭了。那是一个连茅台酒厂都为去库存而发愁的时代。到1988年欧杰接班的时候，另外两家人已先后退出，只有欧家人留下。欧杰的父亲交给他二十几吨好酒。

优质老酒是酒厂的魂，欧杰说他想用这些老酒，做“最漂亮”的酒。“不能太喜欢钱，太喜欢钱就要出错，所以底子厚最关键，不然吃不饱饭如何坚守底线？”欧杰说，“我家的积累在父祖辈就有了，所以我是不慌不忙的。”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尝到了做好品质的甜头。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浓香的天下。那时的仁怀，除了茅台酒厂，大多酿的不是酱香，而是浓香。欧杰就说自己“很怪”，他是为数不多的，从一开始就只做酱酒的。

不做浓香做酱香，大约是因为酱酒出酒率不高，好酒率却很高的缘故。酱酒能保证品质，欧杰便从未改变过，“我做事很专一，对酱酒是情有独钟。”

酱酒的香味、口感独特，当时能接受的消费者便远不如浓香庞大，但对浓香或其他香型而言，酱酒却是很好的调味酒。他说接手不到五年，就有成都崇州、大邑、蒲江、温江等地的酒厂，到他这里来买酒，“川西一带没有不认识我的，他们是买酱酒去调。”

因为没有竞争，欧杰似乎也不愁销路。“我没有销售部门，就是我一个人搞销售。”听起来有点不合常理，甚至谈起购买对象还有几分神秘，但欧杰很笃定：“不是我有本事打天下，或者一家家送酒样，就是得到一个（做酱酒）的好机缘，然后去坚守，做好品质。（销售）我不需要做得很好，我只要把产品做好，就供不应求。”

话虽如此，到底是诸事集于一身，包括销售也是他自己上阵。欧杰累，不是没有原因的。

保守的汉王

正式接手酒厂，是在1989年。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从过热走进低谷。很多仁怀酒厂的日子，举步维艰。

尽管欧杰走了一条和很多人不一样的路，但大势如此，酒厂当时的发展速度也远不如今天。用欧杰的话说，是“在1997年之前，都是不温不火的。”

他调侃汉王酒业是“三无企业”：除了无销售部门，还无官司、无贷款。他应该也是个保守的人，不向银行贷款，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利用金融杠杆，迅速做大企业规模。

“没有欠钱、贷款，我的生意做得很舒服，这样多安逸。就算遇到行业调整期，我们也没有大的起伏，没有受过挫折，一直很安全，很平稳。”2014年前后两年，应该是行业的至暗时刻，但欧杰说他的汉王酒业依旧“风生水起”。

做企业总是要敢冒险，要有点赌性的，但“稳健”对企业而言，至为关键。毕竟，比起做强做大，企业最需要做到的是好好活着。活着，应该是熬过行业寒冬期的仁怀企业主们奉行的最朴素的真理，当然也是他们最大的体会。

汉王酒业一直在稳步扩产能。它现在约有五千吨的产能，有近三千吨是自建酒厂的产出，其余的产能，来自于租赁的酒厂。2010年左右，贵州提出“一看三打造”的规划，一时之间，仁怀再次疯狂，建设了大量的厂房。当2012年行业遇冷之后，新建的厂房、新扩的产能，大多偃旗息鼓，有的人便把厂房租借出去。仁怀很多酒厂都有租赁的厂房，既不影响品质，又能降低风险，控制很大一部分成本。

只是，酱酒起风之后，很多借出厂房的，开始考虑收回来自己酿酒。欧杰正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也是很多仁怀酒企同样面临着的——当时代与市场发生改变时，若要维持原来的产能，他们或许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市场给仁怀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资本的大举进入。借助资本的力量，很多酒企再次开始扩产，迅速占领市场。毕竟，白酒虽然整体在下滑，但酱酒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欧杰不为所动。“我走的方向、我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目前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来走，要静下心来做。我没有大的打算，就是守住底线，做好产品，做好质量，把风险控制在最低，让所有员工都能共同致富。如果孩子们有想法，今后也能独立承担事责任，那是他们的事情。在我这里，没有十足把握，就算资本再多，但只想捞一票走人的，我不会考虑。”

当然，他也补充道：“扩产也是对的，但一定要有资金、管理、团队的支持。现在也有来找我们的大资本，我也在考虑。如果资金、管理跟得上，大家志同道合，我们也可以合作，毕竟都想做大做强。”

如果时间还在去前年，欧杰的想法实在保守，但现在来看，保守一点更稳妥。

汉王的改变

欧杰看起来很保守、固执，却也有“出格”的时候，比如给酒厂改名字。

企业改名是大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伤害原有的形象，甚至影响发展。中国人又信命信风水，便是取个名字也要再三思量是否周全，不止要响亮要看寓意是否吉祥，还要看名字是否能旺家族与己身。生意人更甚。

欧杰酒厂换名字的因由过程，看起来竟有几分与常理不合了，甚至还带着几分随意——接手酒厂之后，他一直觉得父亲取的“怀康”二字，不够响亮。后来，一部叫《汉武大帝》的影视剧火了起来，欧杰便把酒厂的名字改为“汉王”。

这便是“汉王”的由来。不过，今天来看，“汉王”似乎确实比“怀康”更响亮。

如今，欧杰试图追溯汉王的历史。他时常在为十年前扩了老厂房而后悔，认为自己没有保护意识，没有保存好老厂房。和以前只知埋头酿酒不同的是，现在的仁怀酒圈，也开始注重对外的表达，包括酒厂的故事、历史。上个世纪的老作坊、老窖池，有遗存至今的，都被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

欧杰实在不需要为没有保护好老厂房而耿耿于怀。毕竟，一个响亮的名称，产品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但它是品牌建设中的一个环节。而追溯历史，讲述故事，也都是品牌建设中的一环，而非全部——目前来看，仁怀酒企的“家长们”已经意识到了品牌的重要性，但缺乏正是品牌系统性建设。

欧杰应该是看到问题所在的，也清楚民营企业的短板——企业的经营、决策不能只集于“大家长”一身，企业的改变也不应只是名字的变更。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首要就是引入更多、更专业的人才。

“我们已经在补缺失的这一块了，也在招人，希望能在一年之内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欧杰这样说。

仁怀的传承

我们去的时候，欧杰的办公桌上摆满了酒样：有的是轮次酒，有的是勾调好的酒，有的是他自己厂里的，有的是外面送来的。数十种酒，都需要他亲自品评以定优劣，并给出改进意见的。几天之后，又换掉一批。

“浓香、清香、兼香我不懂，但是酱香你可以随便考我，”欧杰很自信，“不管是哪里酿的，南方、北方，或者仁怀、习水、古蔺，我能一口报出产地，（存放）有几年时间，是什么工艺、什么材料烤的，烤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值多少钱。不敢说百分之百准确，但八九不离十，我是实战出来的。当然，我家里也是有传承的。”

据说，欧家的祖上是重庆璧山迁到仁怀的移民。刚开始，欧家人只是做点小生意，到欧杰的爷爷、五爷爷辈，欧家已垄断了仁怀当地的天冬、杜仲、天麻等生意。

欧家酿酒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事，“烤酒渐渐有了名气，在这方圆百里内，仁怀的老人对我家酿的酒都有印象，在当时也是供不应求，长年不够卖。”

欧杰的父亲开办酒厂，也是重新操持祖业了，“父亲会酿酒，解放前还帮过爷爷、五爷爷烤酒。”1983年，欧杰父亲合伙建酒厂的时候，他也才14岁。就是那样一个年纪，家里既有传承，也跟着酒厂的师傅学。那位酿酒师傅叫汪德全，曾是茅台酒厂的老酒师。

他也试图把这门手艺传给儿孙。“小儿子三岁的时候，我就让他品酒。”品酒不是喝酒，欧杰把不同的酒各自倒入酒杯，又倒出来，只让杯子沾点酒香，再把杯子放在回风炉上烤。酒精挥发后会留有余香，欧杰让他分辨哪个杯子更香。

“他对酒很敏感，现在是省级白酒评委。”欧杰对两个儿子极其严厉，却很宠小孙女。他要抽烟，但怕烫到小孙女，打她出生后还把烟戒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隔辈亲”。小姑娘三岁左右，一看到大人倒酒，就知道杯中为何物。

可见，仁怀人对酒精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当然酒的氛围在这个家族中也很浓——家承相继，师徒相承，仁怀酒的传承便在日常的潜移默化中悄然进行着——尽管欧家人酒量不高，甚至年三十开的一瓶酒，可能到正月十五一家人都还没有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