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茅台酒的“超级粉丝”

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今天的“茅粉”（茅台酒粉丝）很多，已不足为奇了。可在民国，虽有“茅粉”，可要能比上象黄侃、黄炎培、周作人、卢前、王驾吾这样的“茅粉”，大概不多。

周作人：喝了假茅台酒

周作人对饮酒很感兴趣。在周作人的文集中，有关酒的篇目很多，如《古代的酒》、《过年的酒》、《我的酒友》、《吃酒的本领》和《谈酒》等。他在《谈酒》中写道：“我既是酒乡的一个土著，又这样的喜欢谈酒，好像一定是个与‘三西’结下不解缘的酒徒了。……但我却是不肖，不，或者可以说有志未逮，因为我很喜欢喝酒而不会喝，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

偶然翻阅到周作人发表于1951年的《过年的酒》，作为对中国现代散文、民俗学有着巨大影响的大作家，虽不善喝酒但喜谈酒。谈酒的文字平实无华，还渗透出一缕浓浓的酒香，几丝深深的乡情。

周作人写到“而过年若无酒，在我就不是过年了”，可见酒在过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酒在佳节中俗成的地位。酒是生活中的调色板，更是过年时的兴奋剂，上至豪门下到寒舍，无不备上数箱半壶。过年的酒，不再是孤灯下的独酌，不再是酒吧里的苦酩，而是举家围桌的豪饮，亲友间的真情流淌，酒被加进了“年”的滋味，酒被渗透了深深的祝福，酒被融入了难以忘怀的亲情。这酒如同加热的绍兴黄酒，温温的，甜甜的，丝丝扣扣入心头，一杯不够，一坛方休。

周作人出身酒乡绍兴，他对苏州的黄酒，北京的黄酒大概有点意见，文中斥之为“伪绍酒”，这怪不得他，谁都会说家乡的好。而且，周作人还可能喝到了假茅台酒。他说，“可是不知怎的，二锅头没有齐公从前携尊就教时的那么好吃，就是有人送我的一瓶茅台酒也是辣得很，结果虽不是戒酒，实际上就很少吃了。小时候啐一口本地烧酒，觉得很香，后来尝到茅台，仿佛是一路的，不知道现在的绍烧是否也同样的变辣了么？”

既然辣得很，那肯定不是真正的茅台酒了，以致作者险些“虽不是戒酒，实际上就很少吃了”。对酒如此挑剔的周作人对茅台酒似乎仍有着好印象，“仿佛是一路的”。而且，他不无担忧地说，家乡的绍烧是否也变辣了呢？

文章发表于1951年，那时自然不可能有假茅台酒。那么，周作人是何时喝到假茅台酒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倘若是在解放前他任伪职时，倒是极有可能的。当然，这只是推测。

茅台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后，声名远播。加上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周西成十分青睐茅台酒，除自用外，每年都要大量采购送给国民政府和西南的一些大官显宦。当时民谚便有“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之说。其后，由于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时留下了“酿酒池中洗脚来”的佳话，茅台酒更是声誉日隆。到后来国民政府南迁陪都重庆，地理之便更让茅台酒登上了大雅之堂。

恒兴烧房老板赖永初晚年回忆说，“这时来贵阳购买茅酒的客商很多，但仿造假茅酒的也不少。外来客商不识真假，把假茅酒买去，非常气愤”、“不但在贵阳盛行卖假茅酒，以至由贵阳到临近几省的途中，酒店都卖假茅酒，有的印商标冒充，有的干脆回收吃光酒的空茅酒瓶，一角一个，然后装上高粱酒冒充茅酒，获利很厚。当时高粱酒一斤价一角二三，包谷酒一斤价才八分，而茅酒一斤价是一元”。可见，周作人喝到假茅台酒是确有其事，而制售假茅台酒，也并非今日才有。古有“东施效颦”，结果弄巧成拙。茅台酒也在那时，就成了人们争相效仿、仿冒的对象了。

黄侃：茅台一来怒气全消

黄侃，著名国学大师。无论是按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黄侃无一不通，无一不精；而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更是空前的。人称他与章太炎为“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由于英年早逝，他的师友学生写了很多怀念他的文章，除了敬佩他的学问外，还写到他不少逸闻趣事，其中之一就是他讲究饮食，有时不免给人“好吃”、好酒的印象。

黄侃好吃。据说，中国的各类菜肴没有他没吃过的：川菜、粤菜、闽菜、鲁菜、维扬菜、苏州船菜、湘菜、日本料理、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而酒更是从南到北，没有不喝的：茅台酒、汾酒、五粮液、女儿红、白兰地。

倘若他不是国学大师，一味讲他的“好吃”、好酒，就容易让人认为他是“饕餮之徒”。在现实生活中，凡是美酒佳肴，他确实是来者不拒，即使不请他，他知道了，总要设法吃到嘴。这是这位国学大师的另一面。

黄侃好饮，而且是茅台酒的“超级粉丝”。黄侃同居正（中国当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是湖北老乡，且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并肩战斗，关系极“铁”，堪称至交。居正高升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后，每天下班总是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在家中种花剪树，自得其乐。

有一天，黄侃前去拜访居正。门房见黄侃的外表和衣着有点儿土头土脑，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回以“院长不在家”。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慌了，赶紧跑上去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黄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点儿委屈，当下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个大口子。

这下惊动了里面的居正。他三脚两步跑了出来，一看是黄侃，自知不好收场，连声叫道：“季刚（黄侃的表字）！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

门房也还机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嗜酒如命，一听“茅台酒”三字，顿时怒气全消。

黄侃的弟子和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喝到“大醉”、“醉甚”、“醉卧”不算稀奇。稀奇的倒是，黄侃居然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同为著名经史学家的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醉猫劝醉猫，少喝三两杯，此事真令人绝倒。

黄侃在别的嗜好方面常生悔意，惟独喝酒，他从不自咎。“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名士习气，黄侃多有沾染。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巨量之酒，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给后人留下不尽的惋惜。

黄炎培：天寒且饮两三杯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居住的窑洞里，曾观赏过挂在墙壁上的一幅画。这是沈钧儒先生的次子沈叔羊于1943年所作，画面上是一把酒壶，上书“茅台”二字，壶旁有几只酒杯，画上有黄炎培先生所题《茅台酒歌》：

相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原来，1935年3月，红军长征三渡赤水时路过茅台村，群众以醇香的茅台酒来犒劳子弟兵。战士们舍不得喝，把它当作宝贵的医疗用品，用来擦治脚伤。亲人的深情和美酒给红军战士以很大的鼓舞。然而，这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却被国民党反动派别有用心地作了歪曲宣传，污蔑红军纵容士兵在茅台酒池中洗脚、洗澡。黄炎培当时身居国民党要职，他对此谣传却不以为然，知道这是国民党在诋毁共产党，为此，他特意写了这首《茅台酒歌》发表，同国民党唱反调。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号楚南，笔名抱一。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

后来，这首诗流传到了延安。中共的领导人在读了这首诗后都颇感欣慰。性情激昂的诗人元帅陈毅更是非常感动，将从未谋面的黄炎培引为知己。沈叔羊作画后，黄炎培欣然为该画题词。他仗义执言，借诗言志，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

1945年7月，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访问。见到这幅画挂在中共领袖的窑洞里，黄炎培深感共产党团结抗战之诚意。到延安的第二天，得知消息的陈毅就专程前来看望。两人以酒论诗，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交往故事。

1952年冬，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和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南京重逢，陈毅以茅台酒款待黄炎培。席间，他们重提起那幅国画和《茅台酒歌》，陈毅感慨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于是，二人饮酒赋诗，以酒助兴。陈毅赋诗云：

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章传韵事，雪压江南饮一杯。

金陵重逢饮茅台，为有佳宾冒雪来。

服务人民数十载，共祝胜利干一杯。

黄炎培随即和诗一首：

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

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一个是元帅诗人，一个是民主人士，以文会友，以酒传情，共同谱写了一曲统战佳话。

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今天的“茅粉”（茅台酒粉丝）很多，已不足为奇了。可在民国，虽有“茅粉”，可要能比上象黄侃、黄炎培、周作人、卢前、王驾吾这样的“茅粉”，大概不多。

卢前：茅台真正的好处

卢前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很陌生，但是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他却是中国文化圈里有名的才子，更是20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卢前（1905-1951）原名正绅，字冀野，自号饮虹、小疏，江苏南京人，戏剧史论家、散曲作家、诗人，曲学大家吴梅先生的得意门生。先后任教于金陵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等学府，讲授文学、戏剧；曾任《中央日报?泱泱副刊》主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等职。

卢前自少年时就习学诗文，他才思敏捷，往往是出口成篇、一挥而就；所行所到所见所闻都不忘以诗词曲记之。继承业师吴梅的衣钵后，一生致力于戏曲史研究、诗词曲创作，著述丰富。中华书局出版过《冀野文钞》，分为《曲学四种》、《文史论稿》、《笔记杂钞》、《诗词曲选》四辑，收集了卢前各方面的代表作。其《出版说明》扼要介绍了出版旨趣：“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中，卢前在当时的文坛和学术界，特别是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文化圈，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但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似乎被人们渐渐淡忘了。”

卢前有才。如果说年仅25岁便被成都大学聘为教授还不足以使人信服的话，那么他凭着自己的博学和出色的口才赢得学生们的尊重，就绝不是谁都能轻易做到的。他在南京中学教《孟子》时，据称“飘逸若出岫白云”，被人称作“活孟子”，常吸引得学生站在教室外远远听他讲课。而他讲古诗也神采飞扬，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竟能讲上整整半天。

卢前嗜饮。自少年时代就开始饮酒，随着年岁的增长，卢前更加好酒，酒量也更好了。“迢遥何处望南楼？小饮三杯未散愁。记得浣花诗句好，醉乡前路莫回头。”喜酒且善饮，想来他的酒量大概不亚于饮酒东篱下的陶渊明和举杯邀明月的李白吧？所谓“唯有饮者留其名”，不知是他的酒气来自才气，还是才气来自酒气？

有人曾请这位“江南才子”写诗。灯光下，只见卢前用一碟花生米下酒，一口酒就一粒花生米。花生米吃光了，酒见底了，诗也成了。旁人看了，顿觉得“酒阑灯绚”。相传卢前酒量大，三五斤黄酒不在话下。有人说，他喝酒不用杯计量，而是用坛。一次，文人雅士在秦淮河畔宴请陈散原，陈借着酒兴，回忆当年有人“每饮必五斤”，慨叹当世无人能及。卢前应声而起，说：“这有何难？”当场灌下五斤酒，众人皆惊。

卢前与茅台“成义烧房”老板华问渠交好。1941年10月19日至11月10日，卢前应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院长王克仁之邀，由重庆来贵阳讲学。其间作散曲二十七题计四十二首，编为《黔游心影》一册，由华问渠的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卢前在离筑归渝之前，书即已印出。

卢前对茅台酒十分钟爱。为了喝茅台，有一年他专门跑到贵阳，恰巧贵州禁酒。华问渠费了好几天工夫，才为他找到一坛七八年陈年茅台酒。他也不辜负华问渠的好意，一晚上就喝了一斤多。华问渠问他：“你看这茅台何如?”他说：“饮了这酒，始知天下假茅台之多！”

卢前善饮。对茅台酒，他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卢前笔记杂钞》载：“外边人只看准这酒罐，其实这同样的装置，还有川南的郎溪酒。后来‘爱人堂’把所有的酒都装了罐子。以貌论酒，未为知音”。当时的茅台酒用陶罐包装，实在是不起眼，以貌论酒的人当不在少数。他还说：“茅台真正的好处，在醇，喝多了，不会头痛，不会口渴；打一个饱呃，立即香溢室内。假的如何能办到呢？”

卢前，真是茅台的知音。

王驾吾：茅台村酒且频倾

浙大在艰苦情况下西迁，在遵义办学七年，把“求是”校风也带到了遵义，给当地留下了科学精神和求是理念，极大地促进了遵义的社会进步。

遵义作为酒乡，教授们闲暇时饮酒作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著名文史学家王驾吾在浙大西迁遵义任教期间，便与茅台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驾吾（1900—1982），著名文史学家，名焕镳，号觉吾，名江苏南通人。1929年，王驾吾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担任编目工作，参与编写《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总目》34册，这部总目分经、史、子、集、方志、舆图、丛书共7部、85类、832目，很便于学者检索，实属创举，为全国图书馆提供了范例，王驾吾因此一举成名。

1936年，王驾吾应老师竺可桢之聘到浙江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挈家随浙江大学西迁。二三年间辗转数千里，最后到达贵州遵义。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愤懑，他常在论文或讲课中隐有讥评。其中最足以代表其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的是1945年发表在浙大校刊《思想与时代》上的《春秋攘夷说》。这篇论文根据公羊家“夷夏之辩”的论点，参照宋儒胡安国“复仇雪耻”的阐述，贯串儒家经典，发挥《春秋》大义，借古讽今，措辞深微，是针对四维八德不离口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局的。

王驾吾在遵义生活了8年之久，对遵义文化推崇备至，在其《子午山游册》序中说：“遵义于西南号文学之国，而郑、莫、黎三先生，尤有闻于天下”。因慕郑珍诗文，取别号“因巢”，并将其居所命名为“因巢轩”。在遵期间，写下《乃翁招饮兼示座中》一诗，诗云：

岿然一老主词盟，折简招餐秋菊英。

避地吾能梁氏意，藏书公有伏生情。

数生画角乱心曲，几点归鸦入眼明。

畎亩无为虑天坠，茅台村酒且频倾。

此诗作于民国三十年（1942年）十二月。诗末自注：赵乃翁，遵义名宿。乃翁即赵乃康（1869—1942），遵义著名学者。王驾吾在遵义任教期间，与赵乃康、罗剑僧等人交好，其间王驾吾写了这首诗。

首联说，赵老主持聚会，请我们来饮酒赏菊。次联道出了诗人的处境，我们为躲避战乱来到遵义，幸与赵老诗文往来。三联则描写在遵义的生活状况。四联写道：在这里碌碌无为，什么事也做不了，担心天会掉下来。只好借酒浇愁，茅台酒喝了一杯又一杯。

茅台酒，成为诗人遣怀解忧散愁的必备品。

抗战胜利后，王驾吾随浙大迁回杭州继续任教，曾拜国学大师马一厚门下。浙大分立杭州大学后，王驾吾在杭大中文系任教。王驾吾一生在文教界工作了整整57年，著书20余部，500万字；桃李满园，对培育人才也尽了很大心力。1982年12月，王驾吾病逝于杭州，享年83岁。

苏步青：且酌茅台香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的760多名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于1940年初将校址迁到贵州省湄潭县。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如谈家桢、苏步青、卢鹤绂、王淦昌、贝时璋、陈建功等相聚于湄江之滨，力克千难万险，潜心于科学研究，同时以诗互相酬唱，留下不少佳句。

1940年，苏步青教授率领的数学系抵达湄潭，1941年，数学研究所成立，陈建功、苏步青招收研究生，培养了大批国内外著名数学家，形成了著名的“陈苏学派”。苏步青不仅是数学大师，在国学特别是诗词方面造诣也很深。1943年5月16日，苏步青《水调歌头?劝饮郑公晓沧》云：

黉舍立三处，近蜀似依刘。十年旧雨重聚，杯酒为公酬。忆昔东西行役，公独任劳任怨，风月伴离愁。对菊倩吟句，此兴尚存否。

湄潭好，鱼米国，可淹留。男儿磊落，何须泪洒古播州。且酌茅台香醑，应舞龙泉长剑，听我醉中讴。乱后故人少，况复断乡邮。

这是苏步青劝慰同事郑晓沧的一首词。在湄潭办学期间，浙江大学师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与江南不可同日而语。郑晓沧（1892—1979年），原名宗海，浙江海宁人。教育家、教育史专家，我国教育界的一代宗师。在文史和诗词以及西洋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执教于浙江大学，当时与苏步青同驻湄潭。

黉舍，即学校。浙江大学西迁办学，一处在杭州，一处在遵义，一处在湄潭，故有“三处”之说。这句说：学校不得已分在三个地方，我们在靠近四川的这里，好似蜀国刘备。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聚在一起，一杯薄酒款待先生。想当初学校西迁，先生背井离乡，任劳任怨，风风雨雨。今天对菊吟唱，先生当年的兴致还在吗？

播州，遵义旧称，唐柳宗元有“播州非人所居”之说。龙泉，古代名剑。这句说：鱼米之乡湄潭，是生活的好地方。磊落男子汉，何必流泪呢？让我们斟上茅台酒，对酒当歌，听我道来。如今战乱频仍，朋友稀少，何况没有家乡的消息呢。

浙江大学西迁，被彭真同志称为堪与红军长征相提并论的“文军长征”。背井离乡、颠簸流离的师生们，寄情于茅台酒、湄潭茶……也许正是在贵州山水的养育下，师生们始终倡导“求是”精神，才成就了浙江大学的一代学风。（33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