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就是专专心心的搞白酒生产工艺的科研工作”——正是这句历经数十年风雨而不改的心声,让白酒泰斗沈怡方当得起“巨匠”的称谓,也正是这份质朴的坚持,使他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
2014年5月12日,沈怡方接受新食品杂志社的邀请,赴成都为员工们讲述中国白酒六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并以座谈的形式展开交流。这位不辞辛劳的八旬老人,在短短十分钟内便以其老牌理工科大学生的独有风度折服了全场。说实话、做实事、为人正派、工作较真,再加上点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老来的幽默豁达,在新食品员工们的眼里,沈怡方的形象大抵如是。
这是一个走下神坛的沈怡方,真实、亲切、超然于喧嚣之外。
记者不知道,在全天总计长达6小时的座谈中,沈怡方是否用透支精力的形式来保持着睿智的谈吐和不厌其烦的答疑解惑,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沈怡方用他的身体力行,印证了其话语:“我希望以最大的努力,把我对白酒的火热之心,薪火传承给尽可能多的行业年轻人们。”
被逼出来的酒界泰斗
由弱冠到而立,十年光阴。沈怡方彷徨过、苦闷过,摇摆过。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上的失意、事业上的惶恐、现实中的无奈……阴差阳错的让沈怡方把心扎在根在了白酒上。
1953年,大学毕业的沈怡方服从国家分配,远赴内蒙。由于所学专业为化工,被当时的绥远省工商厅安排到了内蒙轻工科学研究所工作。“我们那时的价值观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认知里,是人民的血汗钱供养我们上了大学,所以我们应该把所学到的知识,还给人民。越是去艰苦的地方工作,就越是光荣。因此在填志愿分配的时候,我们都填的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沈怡方这样说道。
然而,时年20岁的沈怡方并未料到,他的报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当时,内蒙的化工工业体系非常薄弱。举个例子来说,那儿有个天然碱湖,把碱湖里形成的天然碱挖出来卖,居然就被称之为‘化工’。而我这个学化工的,则被指派到当地的酒厂去搞化验。”沈怡方的失望,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内蒙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也让来自江南的沈怡方难以适应。“圆白菜、胡萝卜、土豆——这三样素菜要吃半年以上。八、九月份收获以后,要一直吃到第二年的五月份。到了五月份,土地才解冻。那里的冬天,气温低到零下三十多度。风沙也很大。每天8点上班的时候起风,大沙砾子就往脸上刮,一天下来,就算是在装着双层玻璃窗户的房间里,桌子上也会全是土。”沈怡方说,因为条件艰苦,在53年被分配到绥远工业厅的大学生里,不乏不辞而别者。“工作两个月后,就有人开了小差。单位派人到火车站去劝说挽留,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于此前车之鉴,研究所的领导为了“拴住”沈怡方,甚至采用了“催婚”的办法。或许,这个在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留人方法真的起了作用,沈怡方在内蒙一呆就是28年。“我们的新房只有几平米,除了炕,就是一张小书桌。”说起那场简陋但幸福的婚礼,沈怡方仍然历历在目。
人留在了内蒙,但毫无疑问的,在生产工艺落后的白酒厂里搞化验,并不能安定沈怡方那颗年轻的心。沈怡方坦言,在最初的几年,他老想着去搞真正的化工,以至于眼高手低。“我所在的化验室,是由一位高中学历的王姓工程师领导。由于没有做过实际的科学实验和轻视的态度,我抱着游戏的心态度,所以在头三个月里,我们所做的分析实验结果全部不准,没有办法上报。王工程师也不吱声。后来还是党支部书记找到我们,告诉我们说:‘你们这批大学生的业务能力真的不行,要好好找下原因。’当时我感到很惭愧。”
而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让沈怡方最终把根扎在了白酒上。“59年的时候,我成为了预备党员。但因为反对当时的‘白水变酒’、‘猪粪榨油’和‘永动机’等明显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东西,被定性成右倾机会主义。,每天晚上党支部开会,我都是被批评的反面典型。”政治上的失意,让年近三十的沈怡方非常苦闷,“我感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如果不能在某方面有所建树,我将一事无成。”沈怡方告诉记者坦言,做出扎根白酒的决定,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可能去搞我心目中的化工工作,政治前途也很黯淡,再加上年岁渐长,也只有选择把心安在白酒上,一条道走到黑了。”
匠心有情,以匠入道
从业六十余年,沈怡方看惯了白酒业的春风秋月。从最初渴望以成果出人头地的疯魔,到“但为白酒言”的忘情呐喊,这是怎样的情根深种?一个情字,让沈怡方的科研不再冰冷;;一个情字,让沈怡方以匠入道。
安心于白酒业的沈怡方,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爆发出了他的能量。他开始频繁下到酒厂,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在实践中对白酒的生产工艺进行观察、思考和科研。64年时,沈怡方在汾酒试点展示会上以实践为依据,指出了当时白酒界权威理论的错误,一鸣惊人;65年时,沈怡方又在包头试点工作中取得了通风制曲、酒精串香、剖析白酒芳香成分等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只要用心,就能做出成绩。”沈怡方这样说道。
今天看来,沈怡方的“用心”二字,在当时包含了太多的成份:出人头地的渴望、政治愤懑的出口、科研者本身的诉求……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沈怡方那颗炽热的心,在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环境下,被赋予了人情的味道,从而使其研究始终以人为本,并最终让他得以领悟了白酒之道。
“做曲子的地方高温高湿,翻了曲子出来又是零下三十多度,我深受其苦。我就想啊,工人们这样也太辛苦了,得有个法子改善一下。于是我就搞了个通风制曲,用鼓风机通风的方式来控制曲子温度。设备搞出来以后,我连着蹲守了好多个晚上,把解决技术问题解决掉了。推广的时候,有个怀孕的制曲女工,看到这个,感动得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当沈怡方回忆起这段典故时,记者仍然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欣慰和满足。
沈怡方的勤勉,感动了酒厂里的工人,而这些淳朴的劳动者们,又用自己的回报反过来感动了沈怡方。“那个时候,我和工人们的关系非常好。人家都说:‘这个年轻人,不像大学生。没有大学生的架子。’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好的评价。这说明我的付出得到了人家的认可,工人们愿意和我亲近,愿意和我真正探讨生产上的事儿了。我那时只有108斤,体质瘦弱,他们就照顾我,不让我干重体力活儿。三年困难期的时候,有个车间老工人还给我寄来了他辛辛苦苦积攒的60斤粮票。”
沈怡方说,没有这些情感的支持,他不可能在白酒上取得现在的成就。事实上,这些难能可贵的感动,正是对沈怡方自身价值的最好肯定。“科研以人为本”,在那个并无此种说法的年代里,沈怡方却已有了深切的感悟。这份感悟,影响了他的一生,并最终成为了他明澈白酒之道的基石。
从通风制曲、麸曲法酿酒到参与、主持历届评酒会,再到倡导白酒之道,推行文明饮酒风气,沈怡方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名纯粹的白酒科研者。尽管他所处的环境和工作历经跌宕,然而他却始终无改对于行业的真情。白酒若有灵,在他眼中,沈怡方或可堪称“酒友”。
有缺憾的美丽人生
“我本来可以在白酒生产工艺的科研上做出更多的贡献,但老天爷没有给我必要的条件和平台。”当沈怡方回顾此生时,憾意写在脸上。事实上,这不是沈怡方的个人之憾,而是从古至今、各行各业,所有真正匠者的共同之憾。
沈怡方说,他孙女的预产期是七月份,也就是说,在事业上的丰硕成果和各项盛誉之外,他即将迎来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但他却说:“我对自己的一生,非常不满意,非常不满足。”
沈怡方指的,是他没能在白酒生产工艺的科研上取得更多的进展。,这个遗憾,一直令他耿耿于怀。
1966年,沈怡方的白酒科研工作被文化大革命所中断,而这正是他着手于探索白酒香型奥秘的关键时刻。
“抓革命”,成了工作和生活的全部主题,沈怡方很快就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他被派到包头化工厂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参与该厂的夺权运动。而这个拥有工人超过2000名的工厂,竟然是为铀提炼专门生产氢氟酸的保密单位。说起这段荒唐的往事,沈怡方频频摇头。
随后,沈怡方的家人因出身问题被划为黑五类,他在包头试点工作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也遭到全面的批判和否定,其本人更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贴了大字报。“包头酒厂说:‘沈怡方在这儿搞的东西都是错误的。’他们还找了个我完全没有印象的老工人,捏造了一本小册子,宣传他在包头试点时和我对着干的‘光荣事迹’。大字报上,我的名字还被打了红叉。不过万幸的是,他们没有来把我揪回去批斗。”说起那场狂热而荒诞的运动,沈怡方心有余悸。
在沈怡方看来,文化大革命毁掉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科研时光,直到1974年文革后期,他才开始再度着手于研究提高液态发酵白酒质量的课题。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1979年郭沫若发表“科学的春天”演讲之后,本以为可以安心搞研究的沈怡方却发现,他在白酒科研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作为知识份子来讲,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得到人的尊重,要有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才知道的,我这个人是受不惯压迫的。,工作上也是这样,你越压我,我越不买账。我有我自己的思想,我不做奴才。你讲得有道理,我支持,你没有道理,我不参加。”1981年,因为无法忍受嫉妒贤能者的压迫,个性倔强的沈怡方选择了离开,而他在一线从事白酒科研工作的生涯,也就此告一段落。
沈怡方说,科研就是探索未知,把自然界、生产技术的未知变成人们可接受的科学知识。科研工作就是要不怕失败。在失败中不断的前进。这是他的毕生所愿。记者无法假设沈怡方在预知他从此将不再有机会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的前提下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但对于中国的白酒业,对于一个视科研如生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确实让人扼腕叹息。
然而,沈怡方的白酒之路并未因此而停步,尽管他再三强调白酒科研才是他的本行,但随后,一系列耀人眼目的成果仍然映入世人眼中——第三届白酒评选会,沈怡方受聘为国家白酒评选委员,第五届时,以专家组组长的身份,主持评选;帮助泰州梅兰春酒厂设计出了开发芝麻香型白酒的完整技术实施方案,并使其在1989年第五届全国评酒会上获得芝麻香型第一名的佳绩;协助指导玉冰烧和四特确立了豉香和特香的白酒香型类别;帮助洋河全面提升优质酒率……单就业界影响而言,沈怡方取得了比以往更为辉煌的成就。
而令沈怡方尤为痛心的是,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白酒获得快速发展之后,业界仍然存在轻视知识分子,轻视技术的现象。他愤愤不平的说:“某全国知名酒企在人民大会堂搞新闻发布会,他们给发言的白酒专家发了2000元的‘咨询费’,给文艺圈的主持人发了8万元的出场费,相比之下,咱们仍然啥都不是嘛。你说你有这么多钱,干嘛不拿去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非得全用来打广告、搞噱头呢?”
沈怡方对记者说:”你看现在的白酒营销会,比比皆是。但科学生产技术研究会呢?寥寥可数,甚至是根本看不到。所以说,重营销、重卖酒而轻技术是当前的常态。前几年,酒是越卖越贵,你质量跟上了吗?就拿年轻消费者白酒接受度低来说,这个问题至少五年前就提出来了,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哪个企业能够拿出解决的样板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光是空喊,没有在这上面花功夫,做实实在在的调研。所谓的办法,都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没有真正的根基。再这样下去,白酒产业就危险了。”
爱之深,痛之切。在沈怡方的眼里,白酒产业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技术上的,也有思路上的。而除此之外,更令沈怡方深恶痛绝的则是白酒被用于不正之风的现象,“我们辛辛苦苦搞出来的白酒,不是用来损坏国家栋梁,摧残人们身体的!”为白酒奉献了一生的沈怡方,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玷污。而这,也促使他发起了尊重酒道,文明饮酒的倡议。
白酒业的麦田守望者
“我的脑子里,转的全是白酒的事儿。白酒产业纵横中国历史几千年,我希望它后继有人。”面对这样的话语,行业中人不能不感动。沈怡方为白酒业奉献了一生,他的拳拳之心,是我们必须继承之重!
垂暮之年的沈怡方,以麦田守望者的心态,时刻关注着国内的白酒行业。敢说、敢做、不计荣辱。
但令沈怡方痛心的是,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白酒获得快速发展之后,业界仍然存在轻视知识分子,轻视技术的现象。他愤愤不平的说:“某全国知名酒企在人民大会堂搞新闻发布会,他们给发言的白酒专家发了2000元的‘咨询费’,却给文艺圈的主持人发了8万元的‘出场费’,相比之下,咱们仍然啥都不是嘛。你说你有这么多钱,干嘛不拿去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非得全用来打广告、搞噱头呢?”
沈怡方对记者说:”你看现在的白酒营销会,比比皆是。但科学生产技术研究会呢?寥寥可数,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看不到。所以说,重营销、重卖酒而轻技术是当前的常态。前几年,酒是越卖越贵,你质量跟上了吗?就拿年轻消费者白酒接受度低来说,这个问题至少五年前就提出来了,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哪个企业能够拿出解决的样板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光是空喊,没有在这上面花功夫,做实实在在的调研。所谓的办法,都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没有真正的根基。再这样下去,白酒产业就危险了。”
爱之深,痛之切。在沈怡方的眼里,白酒产业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技术上的,也有思路上的。而除此之外,更令沈怡方深恶痛绝的则是白酒被用于不正之风的现象,“我们辛辛苦苦搞出来的白酒,不是用来损坏国家栋梁,摧残人们身体的!”为白酒奉献了一生的沈怡方,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玷污。而这,也促使他发起了尊重酒道,文明饮酒的倡议。
而对于白酒业界的年轻人们,沈怡方有着自己的忧虑。“现在的年轻人,拥有比我们那个时候太好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但在思想教育上,却放得太松。“我们是深受毛泽东时代影响的一代人,毛泽东时代有一点好:它对人的教育、要求把握得比较紧——你不能胡来啊,一胡来马上受批判。在对人的管理上,它促使你每天的生活都要小心,要不断的改造自己,让自己进步。生活简朴、工作努力,那些污七八糟的事儿基本上不会有。干事情都是认认真真的,绝对不会马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在这一点上就差了。现在的大学生跟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是正儿八经去念书的,现在嘛,进大学更多的是去享受自由主义了。”
沈怡方的所述,让记者为之汗颜。虽然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长处,但有些东西,却是历经百世而不易的,譬如说意志的坚定、专注力、勤奋、诚实……而这些,确实是我们这代人所缺乏的。
但同时,沈怡方又说,他认为中国白酒的未来将是美好的,“白酒产业纵横中国历史几千年,足以说明其生命力的旺盛。我已经80多岁了,为什么还要出来到处跑?一方面是因为我脑子里转的全是白酒的事儿,不到行业里转转不行,坐不住;另一方面也是想多跟行业里的年轻人聊聊,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他们,让他们热爱这个行业,专心于这个行业。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更富创造力,现在的社会也更能为大家提供人尽其才、安居乐业的条件,科研的硬件设备更是先进。,所以说,只要有心、用心,你们就不会再有我的遗憾。把扎根白酒的精神薪火传承下去,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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