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受害者父亲郭利10年后发公开信，追责雅士利

三聚氰胺已过去十年，但这涉及无数个家庭的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不仅是国产奶粉信誉重挫、市场被外资品牌占据，更有无数家庭深受其害。

2008年之时，社交网络并不发达，我们只能从媒体报道中窥见个别被害婴儿的案例，而如今社交平台普及，一些家长得以在微博亲述这次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评论显示，曾受害的婴儿生理仍与常人有异，这种影响或将伴随一生。

有一些人，希望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赢得最终胜利，被称为“维权斗士”。最近被媒体报道的“结石宝宝”父亲郭利正是其中一位。他在7月31日发布公开信，追责“三聚氰胺”事件相关责任人。

十年后，发公开信追责

7月31日，“结石宝宝”父亲郭利发布公开信，追责“三聚氰胺”事件相关责任人。据郭利《致雅士利（国际）乳业公开信》，他要求雅士利集团兑现1000万美元的赔偿协议，另提出追加对其本人和家庭造成的伤害综合（精神）赔偿金3000万美元。（总和约人民币2.7亿元）

在《致雅士利（国际）乳业公开信》里，郭利表示，雅士利集团&施恩公司制造销售了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向消费者进行虚假宣传其奶源来自美国，他在依法维权过程中发现真相。雅士利集团惧怕东方事发，精心策划了“钓鱼式赔偿谈判”，制造“结石宝宝父亲郭利敲诈勒索案”，构陷其入狱。

郭利表示，这次公开信的诉求是，让当初签订赔偿协议的公司承兑赔偿，构陷他入狱的人受到法律惩罚。除此以外，“这也是震慑造假的人，那些假酒、假药、假奶粉的厂家，应该知道造假的代价，不是几千几万块钱，就能把一件事情铲平。”

《致雅士利（国际）乳业公开信》翻译件

郭利认为，此次提出的赔偿金额是合法合理的，是对整个事件造成的两次伤害的叠加，“我因为三聚氰胺问题维权，又因为维权受到二次伤害。人的生命和尊严是无价的，因为这事我没有了尊严，我受到了迫害，那么我要多少钱是我的权利。”

但2013年，雅士利集团已被蒙牛乳业收购。

雅士利也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件事，其媒体发言人表示，“多年过去，当年的知情人已经离开，高管全部换了人。”

蒙牛集团则不对此事做任何评价。一位蒙牛的工作人员表示，雅士利和蒙牛各自独立。

北京一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如果是蒙牛收购，那蒙牛全面接受雅士利的所有债权债务，也包括对郭利的债务。”

针对郭利的要求是否合理，律师表示任何原因都可以作为增加金额的要求，但不必然导致。但她建议郭利的入狱损失申请国家赔偿，而非与民事赔偿协议混淆。

但郭利的态度是：冤有头债有主。

十年前，事件起始

在2008年之前，郭利显然是成功人士的模板，作为业界有名的同声传译，出入各种高级宾馆和外企会场，年薪百万，快40岁时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郭利给孩子用的是施恩奶粉，在当时施恩是市场上少有的宣称为100%进口奶源的奶粉品牌，郭利选择了它两年。

施恩奶粉广告

2008年成为其人生转折点。随着“三聚氰胺”事件爆发，郭利带两岁半的女儿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

郭利联系女儿食用奶粉的施恩品牌，对方拒绝赔偿，理由是郭利购买的施恩奶粉，不在国家披露的有毒批次内。

索赔未果后，郭利将女儿吃剩下的奶粉送入监测机关，并计划在美国起诉这家公司，联系国外同事帮忙调查，才发现施恩是雅士利集团在美注册的空壳公司，没有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注册的地方只是加州一个废置的车库。

在郭利和媒体的跟进下，施恩奶粉的假洋货身份曝光，并被曝其三聚氰胺含量超国家限量132倍。

雅士利集团不得不主动找到郭利，达成40万的和解协议。签完协议后两天，施恩集团发布道歉声明，承认品牌完全归华人所有。郭利得到了40万赔偿，是普通赔偿的200倍。一时之间，他成了众所周知的“维权斗士”。北京电视台播出郭利的采访，节目名为《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

事件原本就此平息。但不久以后，雅士利集团再次找到郭利，希望重新讨论赔偿事宜。相约见面的时候，对方来了两位代表，态度恳切，提出愿意再度赔偿。

后来坐在审讯室里才知道，谈判第二天，雅士利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称郭利“以接受媒体采访报道，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向雅士利集团进行勒索。

2009年7月，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提前守候的潮安县警方与杭州警方，将郭利抓捕。第二年，潮安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

2014年，郭利刑满释放后，开始持续翻案和维权。为了搜集证据，郭利在北京和广东之间，来回二十余次。

2016年8月8日，广东省高院再审开庭现场，郭利没请律师，全程自己辩护，案件的各种证据，法律的规章条款，他早已倒背如流。2017年4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改判郭利无罪。

走出法院，许多媒体都问了他同一个问题，听到改判是什么心情，郭利回答：“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除了悲愤，我很平静。”

郭利在7月31日发布的公开信中表示，“9年多过去了，本人的无罪申诉也换来了广东省检方和省高院的法定认可：无论索赔多少，郭利均是在行使索赔权利。厂家不同意其索赔数额，则属于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郭利索赔行为和数量不影响其目的的正当性。”

据此，郭利提出，要求雅士利集团兑现1000万美元的赔偿协议。另外，针对雅士利集团的“构陷事件”，郭利提出追加对其本人和家庭造成的伤害综合（精神）赔偿金3000万美元。

郭利在公开信中写道，由于对方的构陷和谎报案情，致使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监狱服刑期间，妻子提交了离婚协议书，年幼的孩子也和他被强制割断了血脉和亲情。

郭利回忆道，当年因为妻子身体的原因，女儿是郭利独自带大的。每天饭后，他会带她到公园玩。公园前面有个小坡，坐着推车从坡顶滑下去，是女儿最爱的游戏。推车每经一级台阶，“咯噔”一下，女儿就会笑一次。

公园和滑坡还在，这段父女关系最亲密的时刻已经过去。

不久前有过一次偶遇，那时他已经一年半没见过女儿。完全没想到的是，在和代养人（孩子姥姥）说话的间隙，女儿跑开了。郭利愣在路上，没有追上去，“怕吓着她。”

代养人告诉郭利，有一次女儿的同学问起，“你爸爸是不是叫郭利，我看到他的节目了。”那次以后，郭利事件资料整理成册，让代养人转交给她，“据说她没有打开，扔进了抽屉。”

在郭利和雅士利的博弈中，他和前妻一家站在对立面，“她可能会觉得，在我和长大的家之间，她需要做出选择”，郭利试图理解女儿。

他也希望女儿某天能理解，虽然在她成长期的缺席，但他在以另一种方式保护她。“陪伴和维权她的权益，我只能选择一个。她知道我做过这件事就行了，她的父亲没有退缩，没有惧怕。”

对抗性选手，孤独维权路

从奶粉事件发生，郭利感觉自己在一条黑暗的甬道踽踽独行。同路的受害者早已不见踪影，一些帮他维权的律师已经转行，过去的朋友也已经所剩无几，父母虽然为他担心，但在支持他的态度也曾反复犹豫。

郭利与母亲

更不用说，郭利在搜集证据的时候，发现前妻给雅士利集团的声明。声明上赫然写着：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反对郭利的做法，坚决不参与此事。

郭利曾经为此愤怒，本应为女儿协同作战的前妻，无视女儿受到的伤害。但他也试图“合理化”前妻的行为，“她受到对方威胁，加上她不懂法，认识有限，性格里有不坚定和得过且过的部分。”

“我不一样，我是那种对抗性选手。”在郭利看来，这是他和前妻之间巨大的差异。

事实上，郭利和大部分人都存在这种差异。对于很多人来说，法院无罪判决，应该是这起奶粉维权事件的最终章。但对于郭利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工程，现在还不是剪彩的时候。”

奶粉事件中不乏追究者，但没有人愿意死磕下去，赔上全部的生活，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但对郭利来说，公道和正义是人的安身之本，他不得不为此付出全部。

郭利继续走在维权的路上。他最终的诉求是，让当初签订赔偿协议的公司承兑赔偿，构陷他入狱的人受到法律惩罚。

郭利希望这封公开信能够引起积极的社会效应，“希望在舆论上给其他企业一种震慑，要做做有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而不是那些伤天害理、谋财害命的企业，让他们知道造假者必然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环境中失败。”

除此以外，郭利认为，这也是为合法维权的消费者树立一个特例，“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懂得保护自己，用法律、用理性来保护自己。这个可能是我做这件事的一个出发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