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郎酒变了，世界也变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中国生产了 1025.6万千升白酒，1233家规模酒企卖了3746.67亿元，赚了571.59亿元。七年之后的2018年，全国1445家规模白酒企只生产了871.20万千升，却卖了5363.83亿元，利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250.50亿元。

感谢勤劳朴实的中国人，七年之间，中国白酒越卖越少，收入却越来越高，赚钱能力更是冠绝全国。同时中国白酒在资本市场表现更是惊艳，特别是随着药企不断的“出事”，原来的“喝酒吃药”只剩下喝酒了，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和钱有关的病，喝酒比吃药有用的多。

2011年的时候，郎酒董事长在经销商大会上提出“123工程”，表示2012年郎酒要实现100亿，2015年200亿，2020年300亿，核心一个字就是“快”！并且提出诸多“品质立企”的概念，“品质是品牌的基础，没有品质就没有品牌”“郎酒想要成功，必须坚守行业领先的品质”……只可惜在中国，企业的发展既要考虑到个人的奋斗，更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在中国白酒的历史进程中，郎酒走了一些弯路。

时间来到2018年，郎酒又卖到了100亿，这次郎酒董事长的发言是“稳”，“稳价格，提品质”，说到做到，郎酒紧接着就召开了“品质战略大会”，成立了“品质研究院”，为了提供品质背书，郎酒更是耗资100亿打造了“郎酒庄园”，这几乎把人口只有2万多人的二郎镇重新建了一遍，虽然说金钱不能够代替信仰，但是花钱确实能够证明信仰的价值，品质已经成为郎酒的一种信仰，而且还挺贵的。

很多事情你不理解只是因为你不了解他的过去，所以当我们梳理完郎酒的过去七年，就会理解现在郎酒对于品质的“任性”与“偏执”。

中国的白酒早已度过了野蛮生长的年代，2016年开始，包括郎酒在内的名酒企开始强势回归，通过连续的提价实现了企业的高速发展，不断挤压中小酒企的生存空间，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如此残酷却又让人无比兴奋，混乱了十年的中国白酒第一次显现出良性秩序的曙光，名酒企凭借品牌与品质的优势开始收割逐渐挑剔起来的中国人钱包，郎酒身在其中，这既是企业的奋斗，也是历史的选择。

回过头来看，郎酒作为中国高端白酒代表品牌，得天独厚的产区优势以及历经百年的酿造历史，无断代的传承技艺，这本身就是企业发力品质的基础，无论是赤水河、天宝峰，还是天宝洞、地宝洞、仁和洞，郎酒几乎占据了中国所有最佳酿酒要素，大自然偏爱郎酒实在不是一句空话。

钱包鼓起来的中国人需要更高品质的产品，老百姓花了更多的钱当然要喝到更好的酒，这个简单的道理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看来实在是天经地义，但是什么才是好酒，老百姓不懂复杂的酿酒知识与理论，于是循着品牌印象与锚定价格去选择是成本最低的方法，这才是近几年伴随着价格升级背后酒类消费升级的关键所在。你能卖多少钱，就说明你值多少钱，中国人对于好酒的定义无比质朴与简单。

道理大家都懂，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好，正如郎酒董事长所说“酿酒不易，酿好酒更难”，因为一个“好”字，郎酒立足黄金酿酒产区的“生、长、养、藏”概念，必须从酿酒源头开始，到生产、储存、勾调、体验，集合最优质酱酒生产要素，所以郎酒必须重金聘请院士和顶级白酒专家成立郎酒研究院来提升品质。今天，我们看到了郎酒“存新酒，卖老酒”的品质战略转身，其实也是郎酒“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的精髓所在。

所以说，想要理解一个企业的战略意图，永远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这个世界最公平的就是时间，任何人都投机不得，这个世界最好的酿酒师是大自然，任何人都难以超越。所以当郎酒品质研究院理事长汪博炜站上讲台，与大家分享郎酒研究院的“中央式管理模式”、“两大研究方向”与“七大研究中心”时，所有人都明白了郎酒的用意之深。中国社会中，很多时候，能不能做好一件事，不取决于事情本身难度大小，而是做事情的人是谁，很明显，郎酒把最核心的品质工作交给最核心一代去做，这本身就是郎酒一种决心的表态，更象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期许。

如果说七年之前的郎酒还需要用飙升的业绩向市场证明自己的行业地位，那么现在的郎酒在市场的洗礼下重回顶峰，他变了，因为世界变了。未来中国在白酒消费绝对量持续下降的态势下，谁获得了品质的话语权，谁就拥有了重新定义价值的机会，也就掌握了中国高端白酒市场的先发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说，郎酒似乎洞悉了中国酒白酒的游戏新规则，并且蓄势待发。

二郎镇所在的赤水河河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从这里到茅台镇的49公里，山高水急，酿造出了中国诸多美酒，也见证了太多的传奇历史。1935年3月，一位伟人在川贵边界面临着敌人的围堵与战友的动摇，他后来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说到：“那个时候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事实证明他的坚持与偏执创造了奇迹。

85年后，一群人在同样的地方做着同样抉择，有趣的是，他们都有一位偏执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