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商仁匠 | 汉台曾宪芬：两夫妻的汉台梦

我脾气就这么怪

行业对曾宪芬的描述，是“仁怀的传奇女性”。传奇，都是经历。曾宪芬说，这几十年过来，走南闯北，经历了太多。

早年间，她接到一笔生意，是一个河南商人跟她买一千多件酒。这是笔大买卖，曾宪芬就亲自押车送到郑州。

那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当时，整个中国，都还没有几条高速公路。曾宪芬跟司机一路颠簸，风餐露宿，终于把货送到了。“半夜三更还在路上，路不好，坐在车上，一身都疼。”曾宪芬说，“也没想过害怕，就想挣钱。”

货送到了，河南商人给了一个回执单，就打发她走了。那时是银行汇款，商人再三跟她保证：三天之内，款一定到账。曾宪芬也就回去了，结果自然是被骗了。一千多箱酒，差不多值十来万，全都打了水漂，还不包括油费、司机的报酬等诸多费用。

 “我气死了，”曾宪芬说，“老王开导我，说被骗就被骗，做生意嘛，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当花钱买教训，只要生意还能继续，我们就还有机会。”“老王”是曾宪芬的丈夫，叫王正贤，汉台酒业的创始人。

曾宪芬也没有善罢甘休，她请了律师，跟那个商人打官司，“他用了很多东西抵押，有奶瓶、缝纫机、电焊条。”

曾宪芬用了一个火车皮才把这些东西拉回仁怀。缝纫机放了几年也卖不出去，那个型号的电焊条也是不常用的类型，“不好卖”。只有奶瓶，“我摆地摊卖，卖了一部分。”

没结婚之前，曾宪芬就摆了很多年的地摊。“我觉得我的脸皮算厚的了”，说起过往，曾宪芬说，“我就摆地摊，我不怕笑，我习惯了。”那时，她经常去到处去收购蔬菜，然后在茅台镇上卖，赚差价，“那时还去中枢收购胡豆、豌豆种子，然后到这边卖。”

中枢就是仁怀市区。如今通了高速，中枢跟茅台镇，不过十来分钟的车程，但七八十年代，当地交通极不方便，基本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公交车也很不方便，一天只有一两趟。

如今的仁怀，已是国家的百强县市，但几十年前的仁怀却很穷。这让仁怀人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改变命运，改善生活，而这也让曾宪芬有着一种天不怕、地不怕，敢闯敢干的狠劲儿。

“我只要认准了理，就要死磕，我不服输，就是要争这个理。”曾宪芬说，“我五十多岁了，有错就改，没错我就不认，就不会低头，就不会后退。我脾气就这么怪，他们都说‘老曾不好惹’！”

曾宪芬精明干练，是仁怀市政协委员，也在仁怀市妇联的兼职副主席，也热衷各种公益事业。只是，在采访之前，她担心说不好，影响效果，所以一再表示希望能采访王正贤。

其实，在社交平台上，她十分地活跃，注册的抖音号叫“酒香妹子”，她常在上面展示汉台的酒，汉台的新厂区、生产，以及自己的圈子、家人的日常。

她不是怕自己说不好，她再是强悍，骨子里还是有一种传统女性以丈夫、儿子为家庭支柱的思想。对外，她称自己的丈夫“王总”。这个强势又精明的女性，给了他们充分的尊重。

中国的女性很辛苦，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环境，都希望她们既能顶半边天，又能照顾家庭。“入得厨房，出得厅堂”，是新时代对“完美女性”的要求，也是束缚。这和礼制时代的“三从四德”并没有质的区别。

老王也不好惹

曾宪芬被当地酒圈称为“女汉子”，她也乐于向外展示一种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形象，但在接受采访之前，却犹豫了很久。她一再在电话里表示，希望是丈夫王正贤出来接受采访，“他管厂里的生产、技术，说得比我更好。”

王正贤主内，曾宪芬便主外，负责一应的内务、外务、市场，以及人脉维护。仁怀的家族酒企，在生产和销售上，各自都有明确的分工，或兄弟，或父子。汉台酒业，是夫妻档，“我们是好搭档”。

对走技术线路的人，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他们沉心于专业，就与世无争。王正贤大约也是如此，但真临到事了，老曾不好惹，老王也不好惹。

1984年，王正贤和曾宪芬结婚。那时，他们才19岁。此前，他们各自家庭都曾开过酿酒作坊。结婚之后，夫妇俩就自立门户，办理营业执照建酒厂了。

汉台和很多仁怀酒企一样，都是做基酒起家。多年前，有两个贵州的公司，专门在茅台镇上收基酒，“他们认可我们的酒，（我们）就被选上了，两块多一斤。”

那时的人，没有太强的商标保护的法律意识。王正贤给自家的酒取名叫“汉台”，但没有注册商标，就这样卖了许多年。其实，汉台最早不叫汉台，叫“茅台老窖”。在茅台也没有太在意商标的时代，仁怀很多私营酒企不管酒好酒歹，都喜欢沾它的光。

21世纪初，茅台的商标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借助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开始清肃整顿坊间“茅台”。“茅台老窖”们只得更名易张。不能再叫“茅台”，仁怀人也总要想方设法地带个“茅”字或“台”字，王正贤家的便叫汉台。

就这样又干了十来年，等到他终于想到申请商标的时候，发现“汉台”早就被徐州沛县的一家公司注册了，“是1999年，我们申请撤销对方的，但没有成功。”

王正贤打算花50万买商标，临到签合同，对方涨价20万。生意场上最见不得的，就是不守信用，他拒绝了对方的漫天要价。“我们买不起，就没买。差不多2008年的时候，他们卖给另外一家酒业公司，还是50万。”

王正贤很硬气，但用了多年的商标，不能说放就放，回头就注册了“汉台福”、“汉台梦”。“我们还留了个后手，注册了‘原台’。”曾宪芬说。

原台注册也不容易，他们还是又想了很多的办法。又隔了几年，王正贤发现，那家公司虽然买了“汉台”商标，却从来没产过酒。这让他看到了希望，“隔了两年，那家公司没有续转，商标就作废了。我们就在2011年去注册了。”

官司随之而来。

这时，王正贤、曾宪芬夫妇的准备很充分，“我们有税务的依据，有水电的依据，有仁怀工信委、统计局出的依据，有市场上的宣传资料，还有和经销商签的合同证明，他们买了商标却啥都没做，一开始商标评审委员会就判我们赢。”

对方虽然占着汉台商标不烤酒，但却不可能轻易让出，就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王正贤。“他们还给我打电话，说他做汉台，我做汉台福、汉台梦，干得好还可以一起来做。如果我不同意，还要起诉汉台福、汉台梦。”

在王正贤看来，这几乎就是威胁了。“我做了几十年，跟汉台有感情，后来没有再沟通过。我相信法律是公平的，就跟他们硬打！”。

王正贤很硬气，但他请的一家商标代理事务所掉了链子。对方重新申请了“汉台”商标，直到商标公示了，这家代理事务所还毫不知情，“接手之后打太极，太不负责了！”

王正贤向高评委申请撤销，“成功了，但在知识产权法院，我们输了。”接连两次，王正贤都输了。对方揪住了他们的一个瑕疵——在王正贤看来，是以前网络不发达，造成酒厂的成立时间和证明时间不合的缘故。

“在工商局的网上查不到，但这不是我的问题。”王正贤一直以为，自己是输于这个小瑕疵，就向最高院提起诉讼，又重新请了律师。他告诉律师，“打不赢没关系，但一定要跟我说。”

律师信誓旦旦，拍胸脯告诉他，说百分之百能打赢，“后来却有点信心不足。因为对方一直在北京，我们在他的地盘上，要打赢不容易。”王正贤一边让律师继续代理，一边想办法，甚至找了几位专家，“请来写评审定论，论证商标为啥属于我们。”

这场官司，原本许多人不看好，王正贤却坚信自己能赢，因为法律是公正的。“我黑白分明，你要黑白颠倒，我就一定跟你较真。我没有颠倒黑白的本事，但我有黑白分明的坚持。”

结果如他所愿，“最后的判决书，判我们赢了。”。在判决书里，王正贤没有看到最高院对专家评审定论的意见，不过，他还是坚信，专家的评审定论得到了最高院的认同。

消费者认可我们

这场纠缠汉台十来年的商标诉讼，终于尘埃落定。以前因为不确定汉台商标花落谁家，便不敢大力开拓市场，现在，王正贤准备在品牌、市场层面全面发力。

“做品牌的首要前提，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基酒厂。在新酒厂正式投产之前，我们不具备做品牌的前提，但在2012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基酒厂。”汉台新酒厂建于2011年，在仁怀市名酒工业园区，于建成的次年投产。它是复古的建筑风格，殊为独特。建筑面积二十余万平米，“在整个仁怀酒业生产企业中居于前位。”

2020年，汉台酒业成立股份公司，在全国大力开拓市场，推广和建设汉台品牌。在他看来，人才、团队和良好的基酒厂、企业战略、资金实力同样重要。

现在，“我们整个业绩提升很不错，效果比较好。”汉台酒业打造了一支销售铁军，王正贤打开一个短视频，里面一群年轻的姑娘、小伙子正齐展展地喊着口号。

“大家劲头很足，我们的‘销售铁军’是军事化管理，战斗力超强。”市场层面的反馈，也坚定着王正贤的信心，“品牌进入市场，全靠口碑和酒质，但要慢慢来，好在消费者很认我们的酒质。”

引入优秀的人才、团队，并在市场、品牌上发力，汉台俨然有转型的端倪。曾宪芬、王正贤夫妇想得长远，“我们要长期做下去，做一辈子，成百年老店。”

如今，“汉台”是企业主品牌，“原台”则定位为酒庄。王正贤还注册了“茅公馆”，作为体验馆，“我们在全国有几百家茅公馆开馆，是直营和加盟性质，它属于我们的会所、平台。”

夫妇俩有三个儿子，茅公馆交给长子在做。在他们的安排里，“老大、老二都要接手工艺传承，老幺就做管理。”

世上三般苦，酿酒打铁磨豆腐。酿酒和做品牌都不容易，王正贤希望三个儿子齐心协力，努力把他们的事业传承下去。

去年底，王正贤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视频，是下沙之后汉台酒业的样子：烟雾蒸腾，水气缭绕，恍惚间有几分泼墨山水的意味。

和所有仁怀酱酒企业一样，汉台依山而建。不同的是，它又处在两个山坡相夹之处，地势低矮，正好隐于青山之间。许多商人和国内外名人参观后，认为此地风水极佳。从旁侧办公楼落地窗望去，整个汉台酒业尽入眼底，不与自然争锋，一片青翠葱茏，风景十分地谐和。

 “有人打算买我们的酒厂，我们不卖。”。曾宪芬说，“我的老厂加新厂，如果发展好了，一年卖几个亿的话，十年就是几十个亿，卖了不划算。”

这笔账在曾宪芬心里，很好算。她对资金也没有特别急切的渴求，“我们一直是自筹资金，周转基本没什么问题。我胆子小，银行能贷就贷一点，不能贷，我就量力而为。”

做企业的人，多少都需要一点赌性，仁怀显然不缺有赌性的人。但2012年之后的二三年里，有的赌赢了，有的赌输了。那时，许多仁怀酒企们应对难关的办法是减产、停产，汉台酒业没有减产。

仁怀还有一种人，不喜欢赌，认定有多少钱，就办多大的事，并坚定地和银行保持友好的关系。曾宪芬说，“我是女的，不想要压力太大，我喜欢稳步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