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统治酒类消费的仍将是文化

据说这是我在1999年进入《糖酒快讯》头两个月写的一篇文章，而此刻的我正在云南大理洱海边努力地回想着当时写它的语境，却难以在记忆中搜寻到它准确的方位，望着眼前浅浅的涟漪，无法分辨它来时的方向。

不断闪现的是1999年稍后的情景，那时全兴集团推出精制全兴大曲，泸州老窖推出国窖1573，那应该是2000年。之后不久，袁秀平先生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统治酒类消费的是文化》。时至今日，依然是我认为最棒的一篇中国酒文化启蒙之作。

秦柯以“重读”的形式诠释《新食品》20年来的坚持，让我这个已经离开的人难以拒绝，毕竟过去的我曾与《新食品》的坚持紧密地连在一起，而我相信自然牢记的总是珍贵的，能轻易被遗忘的就本该遗忘，就像我永远难忘第一次拜读《统治酒类消费的是文化》时的欣喜，依稀觉得也是自己的主张。现在想想，这欣喜源于《名酒亟需大盘整》呼唤的“联合造势”，希望名酒企业“营造一个有利于白酒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模糊大方向，终于在《统治酒类消费的是文化》之上找到了明确的坐标和着力点。

前时在和《新食品》的朋友聊天时，我说一本杂志应该在行业变化中努力探寻它最基础的规律并坚守它，这也是我在《新食品》时的心得。比如我现在依然在想，汾酒、五粮液、茅台的递嬗之间一定会有些“必然的情节”；“价格决定论”能否站住脚，名酒是不是“民酒”；当茅台鼓吹“国酒”之时，作为行业一分子应该以何种态度面对？其实这也同时是个坚持的问题。

我想，把这次重读落脚到酒文化的话题上是对的，现在我更加清晰地认同酒文化是最能帮助白酒赢得良好社会环境的因素之一，但是，面对苍山洱海的自然纯美，我不由痛心的是自然的酒文化被毁久矣，当下被毁更甚。

曾经的汾酒做大了市场；五粮液做高了价格；茅台实现了价格超越，但它们是否就做大了白酒文化和白酒格局呢？

最好的就是最后的。当茅台声称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蒸馏酒时，是否意味着整个中国白酒至此可以画上句号。“国酒”的名号确实响亮，但我们不能以漂亮的理由把白酒文化做小，因为那是通过“国家主义”推行“排他”。

余秋雨说：“单一化的思维习惯仍然渗透四处，大家习惯于选择后的独尊，而不再向往选择过程中的无限。”白酒企业不该如此，媒体也不该如此。我们在回顾白酒历史的同时也在创建白酒历史，种种假设都应该得到尊重，因为如果种种可能性不被认识与尊重，白酒的未来就无从精彩。

反观1999年，那时的我，那时的文章、杂志是那样的主动和自由，种种设想以及设想的自由给我带来多少快乐。我深深地感谢！（来源：中国酒业报导）

《新食品》第二任总编 杨军

2000年—2005年间，先后担任《糖酒快讯》总策划、总编辑。